當我進行薩爾茨堡項目并意識到大型公共工程可能受到的政治阻力時，我同時在歐洲其他地區保持著聯絡和各種顧問網絡。我對西班牙特別有興趣，這個國家在岡薩雷斯的領導下，在20世紀8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進步。這個考慮最終成為在畢爾巴鄂建立一個新的藝術博物館的良機。起初我對此完全沒有興趣。畢爾巴鄂和巴斯克地區馳名于鋼鐵業、造船業和恐怖主義。我于1991年4月造訪畢爾巴鄂。接待我的人是巴斯克自治省首腦。他表示已經為該地區開發了為期10年的總體規劃，而文化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說：“我們想要一個藝術博物館。”我回答說：“你肯定有很多有趣的想法，但是，畢爾巴鄂完全不是古根海姆博物館的理想地點。這個項目根本說不通。”

接下來他回答：“如果拋開你對巴斯克地區的成見，我們怎么做才能擁有一個古根海姆博物館？”根據當時我們手頭上的薩爾茨堡規劃經驗，我說：“假設古根海姆同意考慮來畢爾巴鄂，你需要創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潛力的目的地體驗地標。這里我說的是類似蓬皮杜藝術中心和悉尼歌劇院的建筑類型，甚至要更宏偉。一個具備這種野心的建筑物至少需要35000平方米，建造成本將會是1.5億美元。額外還需要1億美元來創建館藏；1億美元美術館基金用于運營補貼；2000萬美元交給古根海姆基金會作為授權費用和運營津貼。計算下來，項目啟動總共需要3.7億美元資金。另外的前提是，古根海姆方面將對整個設計過程擁有全權控制。當時我覺得我的答案完全是實事求是的，也不認為他會認真考慮我所說的內容。接下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嗎？他向我伸出手，只說了一句話：“成交”。

記者：與紐約古根海姆一樣，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的建筑設計非常經典，被認為是建筑本身做營銷的成功案例。

克倫斯：為此，我們舉行了一個建筑設計競賽，在我的建議下，只有三位建筑師得到了邀請。最后弗蘭克-蓋里中選。

接下來的6年我與弗蘭克一起工作，高強度的工作幾乎難以想像。我想為這座美術館創造一些以往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創建一個平臺，讓當代藝術品在創作時可以完全不用考慮將來展出空間的既有限制。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去創造特殊的展覽空間，有些空間大至能容納重達1200噸的理查德-塞拉雕塑；有些空間又要小而細致，可以用來展示細膩的素描和水彩畫。我的目標不是開發一個房地產項目，而是在最宏觀的意義下去發現，一個文化里最優良而有價值的部分。

在剛開始的時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項目受到國際和當地媒體的大量批判。似乎沒有人認同我們的想法。西班牙中央政府以政治理由反對這個項目，記者家無法理解像畢爾巴鄂這樣一個既不像巴黎，又不似倫敦的城市如何能吸引參觀者前來。但可行性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將能每年吸引48.5萬人次游客。這個結論引起了軒然大波：評論家在當地報紙上說，不管怎么做，我們永遠不會有超過每年18萬人次的游客。今時今日結果顯然是眾所周知的。在這個人口僅60萬的城市，古根海姆畢爾巴鄂美術館自1997年開放以來已經接待了超過1500萬人次參觀，也就是說我們每年有超過100萬的游客。我們已經用公共資金建立了一流的國際藝術館藏，美術館也成功舉辦了數次世界知名的展覽，包括中華5000年文明藝術展和蔡國強回顧展。在經濟效益層面，獨立研究顯示畢爾巴鄂美術館每年創造約4000美元的地方稅收，累計共約6億美元，由此在該地區創造了超過4500個永久職位。它已經被公認為一個歐洲頂尖的藝術博物館。這樣一個文化產業項目已經成功地改變了畢爾巴鄂的面貌，使之成為一個受到全世界認可的知名城市。

泉州項目還處于規劃階段

記者：介紹一下泉州當代藝術博物館項目的情況吧。外界比較關心的還是博物館由誰投資以及未來建成后的運營模式。

克倫斯：應泉州市政府邀請，我們已經提交了《泉州當代藝術館文化總體規劃與概念研究》報告。我們給出了三套不同的方案供選擇，每個方案都包括興建一座新場館以及兩座舊工廠的翻新改造。三個方案的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新場館的規模上，分別為20000平方米、30000平方米以及42000平方米三個小、中、大不同投資規模的方案。設計宗旨是在三個新舊場地的連接中把泉州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這一令人驕傲的歷史融入當代藝術博物館中。弗蘭克-蓋里為三個方案分別繪制了建筑草圖，我們還按1比500的比例在廈門制作了建筑模型，并選出其中一個方案于2011年5月25日作了一次成功的現場展示。

現在所做的工作都屬于第一階段，未來投資資金來源以及博物館運營等都屬于第二和第三階段范疇。目前我們和泉州方面簽訂的合同還處于規劃和概念研究階段，所以在規模和設計等大方面還沒有確定的情況下，我不能隨意猜測第二和第三階段的工作。我可以說，如果我們未來簽了合同，合同要求我參與項目籌款，我當然可以籌款，我在這方面經驗很豐富。如果要求參與博物館的日常管理，我可以參與日常管理。如果客戶要求更換建筑設計師，我也沒有意見，他們可以選自己中意的設計師，我們可以合作。我想說的是，我們不是把一個“古根海姆模式”強安在泉州上，也不是什么“文化帝國主義”，我們是在提供博物館相關的各方面的專業服務和技術支持，客戶可以像點菜一樣按照需要提出要求。

但我必須指出的是，中國要作為世界創新潮流的領袖，首先要能夠對新主意、新嘗試報以接受的態度。不管是弗蘭克-蓋里作為建筑設計師，還是朱锫，或者是馬巖松，這并不重要，如果是一座中國現代建筑，那么它看起來就會像CCTV大樓，它不可能像故宮的現代版。對外來事物和外國人的恐懼和“茶黨”政治立場很相似，這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表現。我知道有些中國人感到這不夠中國，那不是中國文化，好像文化是可以規定的一樣。當今中國已足夠強大，不需要感到不安全，應該能坦然面對新鮮的、創新的事物，不管它是美國的，中國的，還是日本的，這些都不重要。我的想法正確與否呢？也許5年之后看，我的想法不對，但是10年之后，50年之后呢？我能向你保證，我絕對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