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向南都記者確認，中國美術館新館設計方案由讓·努維爾奪得，也就意味著，又一座中國的國際性建筑將由國外建筑師操刀主持設計。2008年至今，對城市公共建筑的“國際風”現象的討論，因一座座巨大建筑的誕生，幾乎從未停止過。現象背后，國際建筑師的設計會給我們的城市帶來怎樣的變化呢？

中國的國際性建筑是國際建筑師的試驗場，這樣的論調在近年越來越多被提及。最近的一次，是前幾日中國美術館新館方案的敲定。有人注意到：這個繼北京奧運一批國際性建筑之后最大的公共建筑設計，再次落入西方建筑師之手；而在中國美術館新館招標中，最終入圍的四個方案中，沒有一個是中國本土建筑師的作品。

本土建筑師或許會感到憋屈，他們都在中國的各個角落里進行著大大小小的建筑實踐，哪怕他們設計了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也幾乎都處于“隱姓埋名”的狀態。比如王澍，由他主持設計的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在他獲得普利茲克建筑獎之前，應該沒有多少人聽說過，恐怕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王澍是誰。而在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談論得更多的是鳥巢、水立方，在它們旁邊的一個龐然大物———盤古大觀，多少被忽略掉了，它是臺灣建筑師李祖原的作品，也就是臺灣101大廈的建筑設計師。

國際大牌建筑師的話題積聚效應，似乎讓中國本土建筑師成為一個失蹤的群體。

中國美術館新館的競標結果，再次強化了“國際建筑師試驗場”的印象，但毫無疑問的是，中國美術館新館會成為一個話題建筑和明星建筑，它將是又一座位于北京中軸線上的地標。

根據“國際建筑大師———明星建筑———地標”這樣的邏輯推演，就可以推測，中國政府為什么偏愛選擇國際大牌建筑師的方案，首先是更具話題效應，而中國建筑師在這個方面沒有太多辦法幫助到他的甲方。再加之中國建筑師和國際大牌建筑師競爭時，履歷表的厚薄差異明顯，政府選擇有豐富設計經驗和大量代表作品的建筑師，會比選擇本土建筑師的風險更小。

有人說，中國政府將大量公共建筑交給國外建筑師，體現出了中國的開放和自信，但如果從風險評估上來看，將地標建筑交給中國本土建筑師來做，更需要勇氣和膽識。如果一個建筑搞砸了，或許會有來自上級部門的質問，民眾的嘲諷也會讓他們感到壓力。盡管國外建筑師主持的設計，同樣也有可能招致調侃和嘲諷，但那畢竟是出自國際建筑界的老字號之手，即使有負面評價，也還會有更多的人給出好評。

如果選一個國際建筑師，既有話題效應，又能出色地完成項目的設計，何必去冒險讓本土設計師一試身手？并且各級政府都在花錢，高昂的設計費對他們而言，并不是太大的問題。官員們應該也意識到了，這樣的地標建筑要存在幾十年、上百年，它們會改變這個城市的景觀，采用更穩妥的方式，符合公務員的做事風格。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博物館、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的興建都能由中國建筑師主導，而到了經濟更發達的當下，為什么會將越來越多的地標建筑交給國外建筑師呢？實際上，中國的政府建筑依然被一些本土建筑機構壟斷，保持著隱秘而有默契的工程合作關系。官邸的民族性訴求，也足以顯示政府的開放并不徹底。而劇院、體育館、美術館、博物館等公共建筑的政治性有逐漸淡去的傾向，并且公共性得到了凸顯，因此可以交給一些國外建筑師。

比如國家大劇院，盡管它位于長安街上，周圍是人民大會堂、天安門等政治隱喻極強的禮儀建筑，但國家大劇院的一潭水池，將嚴肅感全然化解，人民大會堂、國家博物館都需要拾級而上，政治的威嚴感從入口就能感受到，而國家大劇院是要往下走進入劇場，入口對來賓更為友善，更加平等。

同樣的，中國美術館舊館是一座蘇式建筑，有大院，有武警把守，當讓·努維爾設計的中國美術館在2015年落成后，美術館會怎樣考慮對觀眾的開放程度呢？現在還無法知曉，只是可以斷定的是，這對今日中國已經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畢竟作為甲方的政府，既然都能容許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挖一個人工湖，讓一個政治空間多幾分柔情，一個美術館的崗亭問題，就沒那么重要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國際建筑大師的設計中，有大量奇異的建筑。其實，他們在建筑中傳遞出來的平等、民主的理念，正是過去我們的公共建筑所缺失的，在我們的國土上能夠多一些這樣的建筑，未嘗不是好事，至少我們的公共空間會少一些壓迫感。

如果中國建筑將要走的是這樣的一條道路，本土建筑師應該也樂見這樣的未來，我想這也是中國建筑和社會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