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擁有悠久歷史的古都，一定有屬于自己的地標。這樣的地標，既有地理的意義，也有歷史的意義，更有文化的意義。而提起世界上的地標性建筑，你能想到有什么？天安門、鳥巢、自由女神像、埃菲爾鐵塔、大本鐘……由于尚沒有足夠明確且權威的關于地標性建筑的定義，孰為地標，便格外容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了。那么，對地標性建筑的相對共識是什么？當代人對于建筑的地標性評價真的“算數”嗎？近日，著名設計史論家、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理論系教授王受之，走進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講起有關地標性建筑的“前世今生”。

像“幽靈”般蔓延全球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進入一個建設熱潮，這個熱潮使我們在短短30多年間，變成全球建筑量最大的國家。除了解決民生、住宅、商業配套之外，還有一個‘幽靈’負載在我們身上，它就是地標性建筑。當然，這種現象不光在亞洲多見，在全球也都存在。”在王受之看來，建造一個又一個地標性建筑的動機，并非都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基本功能。“如果你從美國的帝國大廈俯瞰曼哈頓，你會發現它的周圍都是高樓大廈，地理面積的局限性使它不得不向高空發展。但是站在世界最高的迪拜塔頂，我們的眼前則是一片沙漠，那么我們不禁提出這樣的疑問：有沒有必要在沙漠里建造一座高828米的迪拜塔呢？”

王受之表示，設計建筑的原則就是功能第一，形式第二，而這些所謂的地標性建筑卻將其“本末倒置”，“全世界許多地標性建筑不但可以犧牲其功能性，甚至不再以‘美觀’為要求，‘張揚’、‘炫目’成了設計師們的唯一要求。有的建筑物還被設計成傾斜狀，樓梯也要半傾斜上升，想要目測找到水平面都很難。”

多“生長”于城市中心

“建筑的主流一直在朝著低碳節能方向發展，但這些建筑不但占用土地、高耗能，且為了使用高新技術，甚至不計成本地投入大量資金。”王受之舉例說，Frank Gehry設計的迪斯尼音樂中心，成了洛杉磯的又一地標性建筑，但是因為建筑外觀完全由不銹鋼制成，導致附近居民區的溫度比周邊地區高5攝氏度，“試想，如果每天都被一個大鏡子照射，那種感覺的確很難過。周圍居民怨聲載道，甚至紛紛遷出該區域。而這些莫名其妙的建筑物，又往往被建在城市中心區。”

只是偶像型的建筑物？

王受之表示，建筑理論界出現最早的有關地標性建筑的說法，來自于美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Charles Jencks，他曾于200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Iconic Building》的書。令許多建筑業內人士震驚的是，Charles并不認可地標性建筑的慣常說法“landmark”，而是將其稱為“Iconic Building”，也就是象征性的結構物。“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用‘architechure’，而是‘building’。如果將‘icon’譯為偶像，那么Charles就將地標性建筑理解為偶像型的建筑物。”

在這本書中，Charles總結了地標性建筑的特征，這些鮮明的特征也回答了其將地標性建筑稱之為“Iconic Building”的原因。“首先，它和整個城市的文脈和周邊建筑無關。”對于Charles的觀點，王受之很贊同，“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環境和文化，比如古老的北京就是由城墻、皇宮、護城河等組成的，整體上是一個四方形的格局。地標性的第二個特點就是‘虛張聲勢’，比如許多被看作地標性建筑的建筑物，本身的可利用空間并不大，但是它高大的占地空間卻往往讓人覺得氣勢逼人，且不符合實際的功能需要。”王受之認為，這些所謂的地標性建筑只能破壞城市形象，帶壞人們的品位。原來，在西方，architechure是非常嚴肅、嚴謹的形容建筑物的用詞，而那些違背建筑初衷的龐然大物，自然不能被這樣稱呼。

嘉賓王受之

設計史論家，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理論系教授，負責設計與藝術史論方面的教育與研究。2003年到2011年兼任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2012年擔任院長。著述甚多，比較重要的有《世界現代建筑史》、《世界現代設計史》、《世界平面設計史》等。1990年代開始，王受之教授介入國內地產領域，為中國地產及建筑的發展帶來新活的國際理念，他所著力推行的中國新居住理念，正在得到廣泛實踐和推廣。

應隨文化背景應運而生

Charles Jencks在2005年10月的一次演講中提到另一個理論所有的地標性建筑都具有古怪、張揚、喧鬧的符號性。西方結構主義大師Peter Eisenman對此深表贊同，這段視頻曾在網絡上廣為流傳，引起建筑界強烈反響。“值得反思的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應運而生不少明星建筑師，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做地標性建筑，而大家也不會用正常的建筑理論去衡量它。”

那么，是否意味著所有地標性建筑都毫無意義呢？“從古至今，地標性建筑并不少，比如埃及金字塔、古羅馬斗獸場、北京故宮、巴黎盧浮宮、英國大本鐘等，這些建筑不但被稱為地標性建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國家的形象。但是當時這種地標性建筑數量非常少，而且都具有一定功能性。比如建造斗獸場的目的就是為了把動物圍在里面，在周邊設看臺。而且，這些地標性建筑出現的時間都很長，基本上是幾十年出一批。比如圣彼得大教堂建于文藝復興期間，而1870年工業革命之后才建了埃菲爾鐵塔，這些都是時代的痕跡。但是到了20世紀后期，地標性建筑呈現出一種井噴式增長。”

王受之解釋說，現在被我們無異議地稱為地標性建筑的，都是經過時代的沉淀，在一段時間后集中建造的一批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建筑。“比如埃菲爾鐵塔是法國建筑師做的，天安門也是我們中國的設計師設計的。它是由國家出動力量，通過民族內部一批精英設計專家設計出來的建筑，這種建筑才能稱之為地標。但是現在，我們周圍的許多建筑卻都是外國明星建筑師設計的，他們本身和民族傳統文化的沉淀毫無關聯，而這些建筑的成長期也過于倉促。”那么，這些建筑未來是否有可能會成為被后代認可的地標性建筑呢？王受之表示，“現在這個問題還無法評判，但是如果在短時間內，完全由毫無文化根源的外國設計師設計出一大批建筑，我想其中能沉淀下來的，也不會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