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渝中區解放西路14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又稱蔣介石重慶行營）舊址所在地。

這是一座重要的抗戰遺址。去年9月，旅美學者慕朵生赴重慶考察時曾前去參觀過，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建筑雖有些破敗，卻在呆板的高樓大廈之中勁然挺立，充滿了歷史的滄桑感。”

讓慕朵生痛心的是，不意別后半年，它竟遭遇拆除。目前拆除工程已結束，舊址上空無一物。這是繼北京梁林故居“維修性拆除”之后的又一另類的“保護性拆除”。當地文物官員稱，這種“保護性拆除”，是原貌原地復建行營的一個過程。

然而，據時代周報記者調查，蔣介石重慶行營復建根本不是在原址上進行，而是為當地一所中學擴充校舍騰地，選擇遷建至30米之外的更靠近馬路的位置。

重要抗戰遺址

蔣介石重慶行營坐東南朝西北，是一個磚木結構建筑群，屬于民國時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其建筑布局奇特，從空中俯瞰時，右側為一“凹”字形院落，左側為一“日”字形兩進院落，左右兩院有側門相連。

當地居民稱，整個建筑群被馬頭墻牢牢圍住，均為三層，層高近5米；樓內有雕花扇門、壁爐等。文物專家在對該遺址測繪時，還發現底樓的石板下藏有一條直通長江邊的暗道。

據考證，重慶行營約建于1935年底，當時國民政府頒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任命顧祝同為主任，行營轄區包括川、康、黔、藏在內的整個大西南”。1937年，盧溝橋事變數月之后，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即設在此處。

作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正面戰場指揮中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此制定戰略決策、籌謀作戰方針、頒布作戰命令。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最初的官邸就設在行營內。

抗戰結束后，1946年何應欽接任重慶行營主任，該行營也成了國民政府離開重慶后在四川的最高統治機構。解放后，重慶行營從歷史舞臺謝幕，這里曾有人開設過一家幼兒園，以及用于進城務工人員臨時居住點。

2008年9月在重慶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重慶行營線索才被文物部門從民國檔案中意外發現，并在渝中區解放西路14號找到。這處重要的抗戰遺址2009年被列入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10年入選重慶十大文物新發現之一。

重慶行營有其特殊的歷史價值。在重慶陪都史專家王康看來，蔣介石在國內設立行營、行轅前后共12次，其中重慶行營地位尤為突出。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會戰失利，上海危在旦夕，歷時3個多月的這場戰爭讓中國軍隊傷亡25萬余人。上海失守，南京全部袒露于日軍的炮火之下。

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最高國防會議主席的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首次提議：遷都重慶，借以爭取戰略退卻之主動地位，力避全盤潰敗之憂。

“蔣介石選擇遷都重慶，是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和思量的。”王康說，1935年，蔣介石帶領他的高級將領和德國軍事顧問借追剿紅軍為借口來到四川，但其根本目的是尋找一個可以長期堅持和支撐中華民族長期對日作戰的根據地。

重慶進入蔣的視線。他很清楚，憑當時的空軍力量，在和日本短期交戰后，中國的制空權很快被日本人控制。而重慶作為一個山地城市、霧城，在中國制空權喪失之后，憑借其地理環境仍能作為一個指揮中心。

同時，重慶有得天獨厚的兩條大江，水運可以將兵源、戰爭物資等匯集到重慶。此外，重慶在當時還具有比成都、西安、洛陽等城市更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

基于這些主要因素，蔣介石決定將戰時首都放在重慶。1935年底在重慶設立行營，則是遷都重慶的前期準備。“當時西南軍閥割據，擁兵自重，軍令政令不通。”王康稱，蔣介石借追剿紅軍在重慶設立行營，標志國民政府中央勢力進入，正式在軍事、政治上管控大西南。

“它不能被孤立地看作是蔣介石的行營，而是當時國民政府建立一個穩固的抗日大后方，進入全面抗戰籌備階段的一個重要物證，因此歷史價值重大。”王康說。

“保護性拆除”

針對蔣介石重慶行營這次拆除，重慶渝中區文廣新局回應是保護性拆除，“合理合法”—修復工程從2011年初開始啟動，嚴格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要求和程序進行，“通過前期的可行性論證、現場測繪、方案設計等程序，2011年7月，修復方案通過專家論證，11月通過重慶市文物局審批”。

按照方案，將通過原址保護的形式對這一舊址予以保護，預計2013年10月竣工。全程參與這一項目的重慶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教授陳蔚解釋說，大家現在看著好像只是拆，動作大，但實際上是一個原址重建的“落架大修”工程。所謂“落架大修”是指當建筑構架中主要承重構件殘損，有待徹底整修或更換時，先將建筑構架全部或局部拆落，修配后再按原狀安裝的維修方法。

但據時代周報調查，該行營的復建并不在原址上修復，而是在原址西南方向、30米之外的更靠近解放西路馬路的位置。對于舊址下的神秘暗道，當地文物主管部門則表示將進行進一步勘測，保存數據和資料，之后對其清理和封存。

重慶市渝中區文廣新局副局長吳輝坦承，蔣介石重慶行營所在地塊目前的業主單位為重慶市復旦中學，地塊已規劃為教育用地，用于對復旦中學的改擴建，以增加教學空間和教學設施。

“同時，重慶行營舊址損壞較為嚴重，幾乎不能再用。”吳輝稱，其中包括建筑主墻體部分缺失與坍塌，并且有受潮和雨水侵蝕的現象；屋內地面木地板受蟲蛀影響較重等。

“所以，本著既有利于文物保護，又有利于教育事業發展，既尊重歷史，又尊重現實的原則，經區市兩級文化、規劃、教育等多個部門多次商議，確定了保護方案。”以上負責人說。

旅美學者慕朵生對該遺址“保護性拆除”方案不認可。按照國際通行文物保護原則，除因地震等自然災害導致建筑文物坍塌而不得不拆除，或因重大國計民生工程建設需要而對建筑文物進行合法遷移外，其他建筑文物一律采取原地、原貌加固、修繕等保護性措施，即修舊如舊。